青島日報/觀海新聞 評論員 王學義

　　“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。”

　　最近，稷下學宮遺址的確認，為山東省的考古成就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從2017年6月開始，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齊故城大城及小城西側(cè)進行了大規(guī)模的詳細勘探。通過5年的考古勘探和發(fā)掘，證明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筑基址群，為整個齊故城西墻及南墻外側(cè)，唯一一處戰(zhàn)國時期高等級的院落式建筑群。

　　史料記載，公元前374年，齊桓公田午在位時創(chuàng)辦了稷下學宮，因其位于臨淄稷門之下而得名。稷下學宮經(jīng)歷六代君主，其中匯聚了當時一流的人才。在前后150多年的發(fā)展過程中，稷下學宮一直是當時的思想文化中心，影響遍及列國，在中國乃至東方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
　　稷下學宮里所潛藏的“人才引育密碼”，對于今天山東的發(fā)展依舊具有重要意義。

　　1 高薪引才，鼓勵創(chuàng)新

　　這里需要注意，中國歷史上有兩個齊桓公，一個是我們所熟悉的“春秋五霸”之首，任用管仲為相的齊桓公，名叫姜小白，死于公元前643年，當時齊國國姓是姜，世稱“姜齊”。后來，田姓權臣篡位，改為“田齊”。第二個齊桓公名叫田午，乃田齊的第三位君主。又稱“田齊桓公”或“田桓公”。稷下學宮就是田午所創(chuàng)。

　　齊國以稷下學宮為基地，向天下人才伸出了橄欖枝。當時，戰(zhàn)國諸強也在進行“搶人大戰(zhàn)”，為了能夠勝出，齊國開出了極為優(yōu)厚的待遇。比如，稷下學宮中的“稷下先生”、學士不僅可以“不治而議論”，也可以“不任職而論國事”，還可以以此申報功名，如獲認可，就能受封“上大夫”，享相應的爵位和俸祿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就是人才可以不坐班;給學歷;工資和職級都給得高高的……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，這顯然足夠誘人。

　　于是，文學游說之士數(shù)千人云集稷下學宮。其中有淳于髡、鄒衍、彭蒙、宋钘、慎到、田駢、兒說、王斗、環(huán)淵、接子、季真、尹文、田巴、鄒奭、荀況、魯仲連等著名學者。齊國為他們“開第康莊之衢，高門大屋，尊寵之”，勉勵他們著書立說，講習議論。“稷下先生”們在合理繼承歷史的前提下，競相發(fā)表新學說，研究新問題，吸收新思想，更新舊觀念，創(chuàng)下了“前空往劫，后絕來塵”的歷史絕唱。

　　稷下學宮不僅是黃老學派與管子學派的派生地，還很有可能是戰(zhàn)國時期“氣”論思想的發(fā)源地。作為戰(zhàn)國中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、荀子，其思想形成與發(fā)展，直接受到稷下學宮的影響。雖然錢穆先生認為，孟子不屬于“稷下先生”，但其與稷下學宮之間的密切聯(lián)系，卻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　　2 涵養(yǎng)生態(tài)，開放包容

　　把人才引進來，也要留得住。既要做人才“收割機”，也要做人才“播種機”。這就需要涵養(yǎng)良好的人才生態(tài)，呵護開放包容的環(huán)境。

　　稷下學宮內(nèi)薈萃了當時的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名、兵、農(nóng)、陰陽、縱橫家等各派的著名人物，他們紛紛開設講壇，大力宣傳和傳播本學派的思想理論，駁難其他學派的觀點，形成“百家爭鳴”的局面。稷下學宮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和教育中心。

　　梁啟超描述百家爭鳴時說：“孔北老南，對壘互峙，九流十家，繼軌并作。如春雷一聲，萬綠齊茁于廣野，如火山炸裂，熱石競飛于天外。壯哉盛哉!非特我中華學界之大觀，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。”郭沫若則稱：“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的。”

　　齊國統(tǒng)治者對各家學派在學術觀點上并未設立什么限制，呈現(xiàn)出開放自由的氛圍。各家學派在這種寬松的文化環(huán)境和穩(wěn)定的社會環(huán)境中，共存并立，自由發(fā)展，共同促進了稷下學宮繁榮局面的形成。

　　激烈的學術論辯，也加速了不同學派之間的思想滲透、融合。他們通過長期爭鳴，發(fā)現(xiàn)只有取人之長，補己之短，才能獨樹一幟，為社會所接受。于是，以相承為主流的融合發(fā)展，逐步成為新的趨勢。比如，荀子從儒家學派出發(fā)，揚棄諸子各家之說，匯通百家之學，建立起一個更加龐大、完整的思想體系。

　　3 注重實際，各盡其能

　　引才不是為了裝點門面，不能搞形式主義，而是要善于識才、樂于用才。要善于整合人才資源，服務于經(jīng)濟社會發(fā)展。

　　稷下學宮是齊國的智庫，其所吸引、招徠的稷下學士，并非醉心于學術爭鳴而逃避現(xiàn)實的隱者，而是熱衷于社會現(xiàn)實的“熱血之士”。

　　“稷下先生”們經(jīng)常與當時齊王和官員進行對話，或著書立說，以此影響執(zhí)政者，指導齊國生制定政策。有的還直接參與政治活動，充當齊國的謀士，促進了齊國在各方面的活躍和進步。

　　比如，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，僅《孟子》一書就有17處之多，涉及內(nèi)容非常廣泛。淳于髡曾在“齊欲伐魏”的關鍵時刻，及時向齊王分析了形勢。王斗通過把齊宣王與齊桓公對比，使宣王認識到自己的錯誤，從而向其推薦賢臣。一些“稷下先生”還奉齊王之命，肩負外交重任，出使別國。比如，鄒衍就曾出使趙國。

　　同時，“稷下先生”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代表，他們能夠改善齊國官員隊伍的知識結構，從而進一步改善政風，為齊國的發(fā)展奠定了良好基礎。

　　兩千多年之后，當我們重新面對稷下學宮，應該認真去研究其中的“人才引育密碼”，汲取精華，發(fā)揚光大，打造更加強大的齊魯文化軟實力，為山東的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而助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