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報記者 陳金路

　　讓很多聊城年輕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，他們的爺爺奶奶輩，夫妻之間稱呼對方時，不喊名字，而是經(jīng)常用“哎”“我說”等詞語來代替，用以在對話中引起對方的注意。“這些稱呼語實際上是夫妻稱謂的一種替代形式，這類稱謂也是聊城民俗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。”1月6日，聊城民俗研究者孫小辰說，其實，聊城民俗中比較有意思的稱謂還有很多。

　　夫妻之間面稱背稱不同

　　稱呼對方父母也有講究

　　現(xiàn)如今在城市里，婚后夫妻間，無論是對夫系親屬還是對妻系親屬，妻隨夫叫，夫隨妻叫，稱呼對方父母皆為“爸爸”“媽媽”。而在聊城農(nóng)村大多則不然，婚后，妻子對夫系親屬隨丈夫叫，稱呼丈夫的父母為爸媽；丈夫對妻子的父母則一般不隨妻子叫，而是面稱岳父為“大爺”，岳母為“大娘”，即便岳父岳母年齡比自己的父母小，也要叫岳父岳母“大爺”“大娘”，不能喊“叔叔”“嬸子”。丈夫對妻子的其他親屬一般與妻子的叫法一樣，該喊舅的喊舅，該喊姨的喊姨。“這些民間的稱謂習俗還有封建社會遺留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印記。”聊城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孫雪巖認為。

　　現(xiàn)在夫妻之間的稱謂，有的面稱直接喊對方名字，有的是稱呼妻子“媳婦”，稱呼丈夫“老公”，背稱“俺媳婦”“俺老公”。20世紀80年代以前，聊城夫妻之間的稱謂是一種缺失的狀態(tài)，夫妻在家里說話時，沒有任何稱呼，直接用“哎”“我說”等來替代，這樣夫妻之間會很默契地知道對方在跟自己說話。在外時，夫妻之間面稱往往從兒女的角度稱呼對方，比如自己的兒子叫小虎，女兒叫小花，就喊“小虎他爹”“小虎他娘”“小花她爹”“小花她娘”。夫妻之間背稱時，往往丈夫稱呼妻子“俺家里”“俺那口子”“小虎他娘”“小花她娘”等。妻子稱呼丈夫往往用“當家的”“小虎他爹”“小花她爹”等。

　　“長期以來形成的夫妻之間的民俗稱謂，看似普通，實際上蘊含了尊卑有序、主從有綱、男女有別的傳統(tǒng)宗族制度，這種琢磨起來很有意思的夫妻稱謂也是傳統(tǒng)文化的組成部分。不過，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，這種稱謂逐漸被更加直接的稱呼方式所替代。”孫小辰說。

　　稱父親“大（爺）”“叔叔”

　　父親去世后兒女才哭“爹”

　　現(xiàn)在，孩子稱呼自己的父親“爸爸”或“爹”是很正常的事，而在20世紀90年代前，在東昌府區(qū)南部一帶的村莊，稱呼父親時不喊“爹”或“爸爸”，而是叫“大爺（后演變?yōu)?lsquo;大’）”和“叔叔”。“俺喊父親喊了一輩子‘叔叔’，直到父親去世時才改口哭‘爹’，現(xiàn)在看來不可思議，但老輩子就是這么傳下來的。俺老家那一帶的村莊以前都這樣叫。”東昌府區(qū)侯營鎮(zhèn)村民王先生說。原市史志辦副編審汪慶峰表示，在這些村莊，為什么父親在世時不喊“爸爸”或“爹”，而是喊“大爺”或“大”“叔叔”，其背后有歷史民俗文化因素的影響。

　　經(jīng)采訪和查閱史料，記者了解了兩種說法似乎能解釋這種特殊的稱呼方式。一種說法是，公元220年，曹丕篡位稱帝，漢獻帝劉協(xié)被降為山陽公，山陽就是現(xiàn)在的河南焦作。做了亡國之君的漢獻帝劉協(xié)在封地內體察民情，甘心與民同憂，躬耕菜圃，濟世懸壺，留下了千古傳頌的好名聲。為讓子孫不再遭受朝代更迭的迫害，以期家族人丁興旺，劉協(xié)讓兒女叫他“大爺”或“叔叔”，后來“大爺”口語化為“大”，這一特殊習俗在焦作一些地方一直沿用至今。聊城民間文史學者劉洪山表示，明朝初年，山西向東部移民，當時說的山西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山西，而是山西南北一帶，也包括現(xiàn)在的河南焦作。當時，焦作的一部分移民來到聊城，因此，聊城部分地區(qū)形成稱呼父親為“大爺”“大”或“叔叔”的習俗也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　　另一種說法是，以前農(nóng)村生活條件不好，生了孩子很容易夭折。為了能保住孩子，孩子一出生，父母就讓先生排八字，以趨吉避兇。若小孩跟家里人特別是父母相克，就要過房給別人養(yǎng)育，或拜大樹、石磙等為“干爹”“干娘”，那么自己的孩子在稱呼自己時就要疏遠一些，喊父親“大爺”“大”或者“叔叔”，待父親去世后再改口哭“爹”。

　　可見稱父親為“大爺”“大”“叔叔”僅是一種民間沿襲下來的習俗，各個地方的叫法也不盡相同。隨著時代的進步，這種稱謂方式也逐漸被更加準確、簡潔的稱呼所代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