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四書集注》(宋)朱熹 蒲陽鄭氏再訂 堂邑徐鳳池刻
文/圖 王騰騰
東昌刻書起源自晉南平陽府(今臨汾),始于明洪武初年(1368年)。平陽在金元時期即是刻書重地,時至明初,當?shù)卮罅靠坦るS移民遷入東昌府,散居于堂邑駱駝山一帶。這些刻工手藝出色,刀法圓熟,借助駱駝山一帶盛產(chǎn)梨木、棗木之優(yōu)勢,較好地傳承了雕版印刷技藝。
堂邑距聊城(東昌府治)僅40里(1里等于500米),不少堂邑人刻印啟蒙讀物或通俗讀物來聊城串賣,頗為暢銷,直接促進了東昌書坊的誕生與發(fā)展。據(jù)吳云濤《聊城刻書與出版業(yè)的興衰概況》引李復(fù)元先生云:“遠在明代中葉,聊城就有一家自印自賣、規(guī)模很小的書館,字號叫好友堂。”后經(jīng)不斷發(fā)展,加上大運河漕運便利之影響,時至清代,聊城書坊出現(xiàn)井噴式增長,字號可查的書莊就達60余家。這些書莊大多雇堂邑刻工,自刊自印,圖書廣銷天下。其中,尤以書業(yè)德、善成堂、有益堂、寶興堂四大書莊為最。有益堂、寶興堂各有書版500余種,而書業(yè)德、善成堂各有上千種。
民間書坊能有如此大的出版量,放眼全國亦屬罕見。這與堂邑具有充足刻工不無關(guān)系,堂邑刻工可謂東昌刻書業(yè)的重要支撐。唐桂艷《清代山東刻書史》云:“到了清代,聊城的不少書莊直接從堂邑請刻工,可以說,對刻書中心資源的利用,促使聊城刻書業(yè)迅速發(fā)展起來。……堂邑是山東重要的刻書地。”
至清中后期,堂邑雕版印刷已然成為當?shù)氐闹匾a(chǎn)業(yè)。據(jù)《堂邑縣鄉(xiāng)土志·商務(wù)》載:“本境(堂邑)制造而多銷于他處者,印書之板,染色之紙……往往在京都、汴梁及本省濟南、東昌等處設(shè)局出售。”而堂邑雕版最為風(fēng)行處,當數(shù)城西十八里駱駝山一帶的村落。這里的百姓,大都掌握祖?zhèn)鞯牡癜婕妓?,把雕版作為主要的副業(yè)。據(jù)吳云濤《堂邑木板雕刻記略》載,堂邑三奶奶廟村、后杏園、景屯等均為駱駝山周圍的村莊,家家婦女都會攥刀把,通過“攬頭”為坊鋪進行“外加工”。堂邑刻書之盛,可窺一斑。
堂邑刻工群中最負盛名者,非徐鳳池莫屬。
恩賜介賓 刻工領(lǐng)袖
徐鳳池,字佩聲,山東東昌府堂邑三奶奶廟人。清代著名雕版刻工。其父徐天佑曾恩賜軍功,生有四子,即鳳儀、鳳池、鳳樓、鳳閣。徐鳳池行二,曾恩賜介賓;三弟鳳樓為廩生;四弟鳳閣為邑庠生。徐鳳池生有三子,次子名清湘,清湘之子名鴻軒。徐鴻軒,亦名徐運北,曾任貴州省委副書記、衛(wèi)生部副部長、第二輕工業(yè)部部長等職。2018年去世,享年104歲。
徐鳳池生卒年不詳。今按民國二十三年(1934年)同興堂《徐氏族譜》,鳳儀、鳳樓、鳳閣兄弟三人生卒均有詳錄,唯鳳池無存,不知何故。其兄鳳儀生于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三弟鳳樓生于咸豐十一年(1861年),概知徐鳳池生于道、咸間。又,民國二年(1913年)徐鳳樓《修族譜敘》載:“合族父老即以修譜之事商之于余……自思廢學(xué)多年,荒疏已久,恐不能勝任。又與胞弟鳳閣商議,鳳閣弟曰,‘此美事也,何可辭勞?’”據(jù)此可推,民國二年之前,徐鳳池就已離世,故而三弟徐鳳樓主持家族修譜之事。循此理路,徐鳳池刻書活動當主要集中于同治、光緒間。
徐鳳池所在的三奶奶廟村是堂邑刻工最為集中的村落。實際上,三奶奶廟村乃兩村之合稱,可分為東三奶奶廟村與西三奶奶廟村(俗稱東三廟與西三廟)。東、西兩村以楊氏、黃氏、徐氏家族為盛。諸家族皆曾以雕版為業(yè),并有世代傳承。曹之先生在《中國古籍版本學(xué)》中介紹清代東昌刻書時云:“東昌、四堡刻書也比較發(fā)達。……自元代以后,東昌為南北漕運要沖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東昌刻工也有到外地謀生的,例如北京文成堂刻《四書備旨》《大學(xué)》等書就是由東昌府堂邑縣刻工楊金雄雕版的。”楊金雄便是東三奶奶廟村人,與刻工楊金維(冠縣雕刻藝人陳慶生的姥爺)屬同輩兄弟,皆為清代著名刻工。而楊氏兄弟的雕版技藝,均受學(xué)于西三奶奶廟村的徐鳳池。
徐鳳池曾恩賜介賓。清制,每歲由州縣遴訪年高而有聲望的士紳,一人為賓,次為介賓,又次為眾賓,詳報督撫,舉行鄉(xiāng)飲酒禮。同時,朝廷以冠帶表示禮遇鄉(xiāng)賢的規(guī)格。顯然,徐鳳池隸屬鄉(xiāng)賢無疑。徐鳳池家族觀念濃厚,將刻板技藝傾囊相授于族人。隨著徐氏家族刊梓工人不斷增多,刻板技藝愈發(fā)精湛,三奶奶廟村漸漸成為遠近聞名的堂邑刻書第一村。
徐鳳池技藝高超,慕名前來拜師之人亦絡(luò)繹不絕。在其帶動下,附近東三奶奶廟、黃寨子、許堤口等諸多村雕版藝人越來越多。書坊主對其頗為敬重,爭相聘請。相較于年畫,刊刻書版收入更為可觀,舊時堂邑雕版還是以書版為主。
刻書多種 牌記醒目
徐鳳池刻書多種,目前,筆者集得帶有牌記者三種:清善成堂《四書集注》、清善成堂《新訂四書附考補注備旨》、民國十五年(1926年)書業(yè)德《奎璧書經(jīng)》。另有兩種筆者未得目驗,其一,民國十四年(1925年)刻本《新訂四書補注備解》十卷。關(guān)于此本,李國慶先生曾在《古代雕版刻工稱謂考錄——〈書林清話〉條目增補》一文中援引。李國慶認為,葉德輝在《書林清話》中未提刻工有所不妥,故依傳本對刻工自稱作以詳考,計得七種:“曰某工,曰某人,曰某匠,曰某氏,曰某者,曰某生,曰某手。”種下又分小類,如“曰某工”種,可分“曰梓工,曰雕工,曰刊工,曰刻工”四類,每類各舉一例,可窺刻工稱謂之概貌。其所舉“曰某人”種之“曰刻工人”類云:“民國十四年刻本《新訂四書補注備解》十卷,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城西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。”
堂邑路莊一村民家中發(fā)現(xiàn)的祖?zhèn)鞴偶校迳瞥商冒妗端臅鴤渲肌窌灿∮?ldquo;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城西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”字樣,而筆者所藏善成堂《新訂四書附考補注備旨》書尾印“徐鳳池刊工”字樣,概知此二書有別,并非同種。
細審徐鳳池刻書,其大字方板整齊,橫輕豎重;小字字形長方,清秀瘦挺;撇長而尖,捺拙而肥,頗為美觀。又據(jù)版心題署可知,徐鳳池既為書業(yè)德刊刻,又為善成堂刊刻。作為東昌府的兩大書坊,書業(yè)德與善成堂互有競爭。徐鳳池能讓二者并驅(qū)爭用,在聊城刻書史上堪稱奇跡。
坊刻本單獨著錄刻工且以醒目牌記形式標出者少見,而徐鳳池有此待遇,亦可證明其在當時極負盛名。記刊刻者的牌記能夠單獨一頁,說明此刻工頗受書坊主敬重,而徐鳳池刻書牌記多有獨占一頁的情況,如《四書集注》《奎璧書經(jīng)》等,其他堂邑刻工則不多見。徐鳳池刻書牌記在位置、形式與內(nèi)容上并不固定,花樣繁多。就位置而言,或于序末,或于卷末,或于書尾,均較為醒目;就形式而言,字周有無線、單線、雙線等多種墨圍,字形或扁方、或正方、或長方,多宋體;目前可知題名款式至少三種,為“堂邑徐鳳池刻”“徐鳳池刊工”“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”,第一種常見。
古時刻工終日與木板、刻刀為伍,社會地位普遍低下。李國慶先生總結(jié)明清刻工題款特點云:“刻工題名款式單一,僅在姓名前面冠上稱謂。”而“徐鳳池刊工”牌記反將姓名置前,且不加籍貫,字大醒目,頗為自信,非尋??坦た蔀椤?/p>
李國慶先生援引“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”佐證記刊刻者牌記有“刻工人”稱謂,此類刻工題署已是少見,而籍貫涵蓋“省、府、縣、村”四級者,則更屬罕有。李國慶先生又于《山東籍雕版刻工輯略》一文中復(fù)引此則牌記云:“這則木記所載內(nèi)容是迄今所見山東籍雕版工匠題名最為詳細的一例。”可為參證。“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”牌記款式精美,端莊大氣,有意突出“東昌府”“三奶奶廟”“徐鳳池”字樣,明顯經(jīng)過精心設(shè)計。相比于其他堂邑刻工,無論是從形式抑或內(nèi)容來看,徐鳳池皆獨樹一幟。
在歷代傳本中,刻工能自署名稱且加籍貫者,并不常見;而為之專設(shè)牌記,刻意修飾,并獨占一頁者,則更如鳳毛麟角。徐鳳池在東昌書坊獲此待遇,足見坊主對其之倚重。究其緣由,除徐氏技藝精湛外,亦與其出身不無關(guān)系。徐鳳池曾受朝廷恩賜介賓頭銜,其父恩賜軍功,諸兄弟皆屬鄉(xiāng)賢,家勢背景對其刻書影響必有推助之功。
值得說明的是,堂邑三奶奶廟徐氏刻書一直綿延至民國晚期。今聊城中國運河文化博物館藏有一本民國徐光明刻《中庸》,木記署款:“山東堂邑縣三奶奶廟刻工徐光明”。檢索民國徐家族譜可知,徐光明為徐鳳池嫡長孫,徐運北堂兄。
囿于文獻不足,徐鳳池諸多事跡尚待詳考。作為堂邑刻工的領(lǐng)袖人物,徐鳳池并不獨守絕技,自作藩籬,而是傾囊授藝,造福鄉(xiāng)人。以徐鳳池為核心的三奶奶廟徐氏刻書,為堂邑乃至東昌地區(qū)的刻書及木版年畫事業(yè)作出了積極貢獻,深入挖掘其刻書事跡,對研究清代山東家族坊刻或有裨補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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